近年来，上自最高人民法院、下至基层法院，不少法官选择了离职。法官辞职人数大约从2013年开始逐渐增多，年龄主要集中在35-45岁，且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今年以来，我省法院系统也接连传出法官离职的消息，特别是一些法庭庭长，甚至法院副院长也加入了离职队伍。那么，这些法官为何要离职？离职的原因和后果到底是什么？本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站在沈阳地标之一的皇朝万鑫酒店42层写字间里，记者透过落地窗，看着眼前的浑河如同一条丝带，点缀着沈阳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
回望过来，记者所在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写字间现代而别致，坐在记者对面的是曾经有过15年法官生涯的李仁(化名)，他现为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理想虽然丰满 现实太过骨感
1977年出生的李仁1995年考取了东北大学法律系，从此与法律形影不离。说到当时的梦想，他毫不犹豫地告诉记者，做一个法律的仲裁者是他的梦想，就算现在做了律师，对法律仲裁者的崇敬之情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说起李仁的法官生涯，与很多院校的法律专业毕业生都很相似，从书记员做起，助审员、审判员一步步走过来。由于是抚顺人，所以李仁先是考入到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然后三步走下来，已经过去了8年的时间。
李仁回忆，当时他在抚顺中院工作的时候，一直是在民庭。由于是二审，一年经手的案件量也就是70件左右。而就在李仁在抚顺中院摸爬滚打的8年里，与他同届毕业的大学同学里面，仅有四分之一的人选择到法院工作，更多的人都是去做了律师或者公司企业的法律顾问。
从莘莘学子到初入职场，再到渐渐崭露头角，8年的时光里，有的同学已经小有成绩，至少在收入方面已经比较可观。可是这些并没有动摇或者说彻底动摇李仁坚守法官这个职业的念头，直至2014年李仁递交辞呈的那一天。
为了能有更好的发展，2007年8月，李仁报名参加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遴选考试，顺利考入了省高院。李仁当时觉得离他梦想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因为在省级法院工作，处理的案件更复杂，涉及的法律问题更广泛，他希望把自己所学所积累的法律知识运用到每一件案件中，让案件的判决结果更公平。
李仁在省高院某庭室“安营扎寨”，一干又是7年。这7年，对于李仁来说，业务范围拓展了一些，但工资还是3000多元，更让他心灰意冷的是晋升无望。原来，这个庭室有一位庭长、一位副庭长，而他在该庭的6名审判员中年龄算比较小的。这样一来，他想在短期内晋升的愿望基本很难实现。综合以上种种，2014年初，李仁向院里递交了辞呈。
李仁说，在决心辞职之前的那段日子是内心最煎熬的。毕竟，来到省高院工作，已经实现了他人生的一个飞跃，而眼下又要放弃体制内的种种，所以李仁也很纠结。但是，他也感到时间很紧迫。毕竟他当时已经快40岁了，所以李仁觉得既然想离职还得趁早。然而，离职的道路并不顺利，因为鲜有法官主动提出辞职，所以院里多次讨论研究，历经大半年的“审批”，2014年底，李仁才从省高院离职，迈入到律师圈。
多位受访者向记者表示，在案多人少压力大、待遇低、晋升慢、个人志趣、家庭原因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近年来，上至最高人民法院、下至基层法院，越来越多的法官选择了离职。法官辞职人数大约从2013年开始逐渐增多，年龄主要集中在35-45岁，且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
据相关媒体报道，2015年，全国法院辞职法官达到1000多人，在全国共20万名法官中占比0.5%左右。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辞职的消息，将近几年呈增长态势的法官辞职现象推向了高潮。
身体透支严重 还伴有屈辱感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我省法官离职后从事律师工作的居多。尽管离职法官进入律所后，终身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还要面临1年实习期、2年竞业禁止期等限制，但做律师，仍是他们离职后最热门的选择。
在职业选择上，离职法官除了做律师，还有一些到企业或公司做法务。离职后的普遍收入都比从事法官工作时有所提高。从城市来看，沈阳、大连的法院系统离职人员明显多于其他地市。一位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对记者说：“其实我偶尔也会动个离职的念头，可是我们城市规模小，人口也不多，没有太好的平台，所以综合考虑不会轻易走出这一步。”另外，从性别来看，男性法官离职的人数比女性要多。
不过，宋菲菲(化名)的离职之路在记者的诸多采访中，也颇有代表性。
“我在做法官期间，特别是审理劳动争议、交通肇事案件时，觉得职业荣誉感明显降低，一些当事人在法庭上经常用手指着我骂，还有的当事人在庭审宣判后，躺在法庭地上打滚。”宋菲菲在回忆其在沈阳某基层法院做民庭副庭长时的经历时仍有些激动。
在待遇和晋升方面不如意的同时，多位受访辞职法官告诉记者，目前很多人法治意识淡薄，有时会让法官有种屈辱感。
采访中，记者看到眼前的宋菲菲穿着过膝裙，梳着披肩发，举手投足都很柔美。可宋菲菲却直言，在法院工作的7年里，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越来越不温柔了。
与李仁一样，宋菲菲也是1977年出生的。2006年做了两年律师后，考入沈阳某基层法院做法官。在宋菲菲看来，爱人在部队当兵，虽然很少回家，但是部队的收入还比较高，而她又从作息时间不太固定的律师行业步入相对稳定的法院，两个人的新生活会随着小宝宝的降临而更加圆满。2012年11月，宋菲菲生完孩子上班后，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工作状态，竞聘上了该院民庭副庭长，工作领域从之前的主审房产纠纷，转为劳动争议、交通肇事案件。
然而，生活总不会一帆风顺。宋菲菲的爱人从部队转业了，回到地方后在省直机关工作，收入锐减。基层法院面对的当事人素质参差不齐，特别是案件量又逐年增长，让宋菲菲越来越吃不消。
“其实我不是一个怕吃苦的人，我爱人在部队的十多年里，家里啥事儿都是我一个人扛，包括买房子装修、照顾老人，可是我没觉得太难熬。可是后期随着工作压力的加大，特别是遇到一些不明事理的当事人的无端指责的时候，我真是身心俱疲。”宋菲菲说，本来基层法院工作量就很大，有时候一天从早坐到晚，开完一个庭接一个庭，身体已经吃不消了，可是精神方面又很难放松。在她听说法院系统有人40多岁就突然离世后，也悄悄给自己买了一份大病保险。
2015年5月1日，全国人民法院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仅仅两字之差，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截至2016年5月底，全国法院共登记立案1557万件，同比上升27.39%。其中，行政案件同比上升55.66%，刑事自诉案件同比上升59.88%，当场平均登记立案率为95%。
2015年5月，身为基层法院民庭副庭长的宋菲菲提出离职，当时她的年均办案量已经是200多件，而且人均办案数还在逐月增加。
年轻骨干离职后果非常沉重
与法院立案数同步增长的一个数字是法院系统离职的人员数量。
今年以来，我省法院系统陆续传来法官离职的消息，以沈阳为例，近几个月来，法院离职人员包括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法庭庭长、沈阳某基层法院副院长、沈阳某基层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兼执行二庭庭长……
法院对于离职人员目前采取的态度是挽留但不强求。对于近几年法院离职人员，法院圈儿里有种比较诙谐的比喻，那就是“法院司法改革的大旗已经插到城门上了，却有人从后门撤退了”。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眼下离职的法院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业务骨干。这批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离职，对法院系统带来的冲击不容小觑。
在辞职的原因中，既有收入低、压力大、晋升慢等传统的问题，也有员额制等新的背景压力。这两者相加的结果，使法官这一曾让很多法律人趋之若鹜的职业吸引力不复从前。
记者在与法院系统的法官交流中，也听到了他们的很多心声，有的法官说：“当下，法官的职业保障太低、工作压力太大，目前司法改革试点两年多，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责任和压力，没有看到改革所带来的红利。虽然不一定非要通过改革提高法官的待遇，不过不适当提高法官待遇也很难留住法院系统里这些优秀的人才。”也有法官坦言担心司改后进不了“员额”，如此隐忧也成了离职的导火索。
在分析离职原因的同时，法院在职的法官们更忧心的是法院人大量离职的后果。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省乃至全国，法院离职人数的绝对总量还是不多，不会构成太大的影响，但是质量很高。的确，目前敢于从法院离职的这些法官都是业务能力非常强、非常优秀的人才，因为市场是绝对不会养活混日子的人的。而司法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把优秀的人才留住，进入法官员额。而优秀的人选择离开了，混日子的还在体制内混，由此造成的客观后果是“不应该走的走了，应该走的没走”，有的法官如此感慨。
记者手记：
这是一次话题比较沉重的采访，其沉重并非采访英年早逝的丹东法官李光宝事迹时的惋惜与痛心，而是看到在案件量如此庞大的今天，诸多优秀法官在司改关头选择转身的无奈。在记者的采访中，法官离职群体中几乎发出了共同的声音，他们说他们选择离开法院并不后悔，但是都非常舍不得。试想，如果法官体制、保障机制更加完善的话，他们也许谁都不能轻易走出这一步。在司法改革推进的当下，真的希望改革的红利不仅要让老百姓享受到，也要让法院干警分享到。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在采取措施从律师、法学专家中选拔法官。今年6月2日，《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实施，鼓励法律人才积极应聘法官。不管是律师成为法官，还是法官转为律师，应是行业内人才的正常流动。使这种双向的流动走上一个平稳、健康的轨道，也是司法改革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