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却因工致残。几个被告来回“踢皮球”，法官如何才能让他尽快拿到应得的赔偿？

　　办案人：宿凇源 

　　职务：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 

　　“法官，我想问问，这个判决可不可以早点下……”我至今记得原告宋某和我说这句话时的情景，他绞着手怯生生地看向我。

　　那是发生在2021年9月的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宋某是一名50多岁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在工地零活为生。某日，他和往常一样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在6米多高的架子上干活，不慎摔下来，经医院诊断为高处坠落伤、胸椎与右腿骨折，后经鉴定，上述受伤部位被认定为十级伤残。

　　出院后，宋某将工地工程的发包公司、承包公司、包工头李某、劳务市场中间人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赔偿其医疗费等损失。

　　“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在工地打工挣钱，受伤之后接不了活挣不着钱，每天还花着医药费，我太着急了！”庭审结束后，宋某焦急地对我说。我当时就想，一定要让原告早日得到赔偿。

　　但计算医药费时我发现，宋某主张的医药费和提交的票据间存在两万元的差额。宋某说是刘某给他垫付了两万元钱。我翻阅卷宗时发现，刘某作为承包公司代理人与发包公司签订了协议，但承包公司却声称刘某只是一名临时工。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我猜测刘某可能是工程的转包方之一或是实际施工人之一，如果是这样，他也应对宋某受伤的后果承担责任。同时我又有些担心：追加刘某为被告，就要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于是我打通了宋某的电话，耐心地和宋某分析涉案各方所应承担的义务和其中的法律关系，经过我的解释，宋某将刘某追加为本案被告。

　　第二次开庭时，刘某称工程的施工内容已经发包给包工头李某，宋某的受伤与自己无关，案件再次陷入僵局。我多次联系了李某，他都以工作太忙为由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可我不肯放弃，终于，在一次电话中我说通了李某：“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宋某这个家怎么办？将心比心，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李某承认，他从刘某处承包的工程，两人之间有一份草签的合同，并附有承包公司为刘某出具的授权书，授权书中记载刘某是承包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对工程所涉债权债务自行承担责任。

　　根据李某补充提交的证据，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自身存在过错自行承担30%的责任；李某没有承包相关工程的资质，酌定李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承包公司和刘某对李某应承担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拿到赔偿金后，宋某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我握着他的手一再地叮嘱，以后从事高危作业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要对自己和家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