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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发现正常人“被精神病”应及时纠正

来源:辽宁法制报 | 作者:王聪 | 发布时间:2016-07-08
一线办案人期待明确执行主体职责范围及保障医疗费用
 
  近些年来,犯罪嫌疑人因“精神病鉴定”而免负刑事责任的案例引发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执行检察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能否标志着“被精神病”和“假精神病”事件的终结?
 
  背景:最高检出台强制医疗新规
 
  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执行检察办法(试行)》,意在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和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假精神病”等情况的发生。
 
  《办法》规定,检察院发现强制医疗机构收治未被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人,应当依法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检察院发现被强制医疗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可能错误的,应当将有关材料转交作出强制医疗决定法院的同级检察院公诉部门进行审查,并将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书面反馈负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检察院。
 
  案例:血案背后的一纸鉴定
 
  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医疗程序以来,各地强制医疗案例屡见不鲜。
 
  2014年5月5日中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赵某手持铁锤窜至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西门附近的蓝天大药房门前,见被害人崔某在蓝天大药房门前坐着,便走到崔某身后,用铁锤猛击崔某头部数十下,致使崔某当场死亡。后赵某手持铁锤窜至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化路中段千色服装店门前,见被害人姚某在千色服装店门前,便走到姚某身后,用铁锤猛击姚某头部数十下,致使姚某当场死亡,之后被公安机关抓获。2014年5月15日,经阜新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司法鉴定所鉴定,赵某患未定型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状态,丧失实质性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2014年6月20日被阜蒙县人民法院强制医疗。
 
  2013年7月17日,遵义市仁江村,村民刘某用一把20厘米长的尖刀,杀死了同村正在午睡的卢某和卢某某,十年前,村医余某也是在午睡中被刘某连捅七八刀身亡。不过刘某凭着一纸精神病鉴定,在被捕27天后获释。在这十年间,刘某像正常人一样炒股、做生意、开车搞运输,直到他再次犯下血案。
 
  2000年,湖北省松滋市黑社会头子杨某杀人,其同伙重金收买精神鉴定人员,最后以“间歇性精神病发作,无责任能力”成功脱罪。后杨某因再次杀人被查,这纸假鉴定才被人发现蹊跷之处,最终此案得以翻盘。
 
  难题:执行强制医疗面临多重困境
 
  “上述第一起案例,就是我当年经手的,办理难度之大,令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对于执行强制医疗所面临的问题,记者采访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刘世利。
 
  记者:在办理此类案件时,经常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刘世利:办理此类案件时,执行主体职责往往不明确。
 
  公安机关在法律上负有临时约束义务,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医院在执行强制医疗中的各自职责却不确定,因此造成了在将精神病人送到强制医疗区之前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无奈之举。此外,法院审批标准不明确,也是办案的一大难点。
 
  记者:法院审批标准方面存在什么问题?
 
  刘世利:由于法官不具备法医学专业知识,无法从法医学角度对被告人的精神状态做出判断,只能通过审查医疗机构的诊断评估报告以及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进行判断,无法进行实质性审查,一般只能照单全收,难保决定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记者:执行强制医疗是否还存在其他难点?
 
  刘世利:还存在强制医疗经费没有保障这一突出问题。因为精神疾病治疗康复时间漫长,花费不菲。现阶段法律和“两高”的司法解释及公安机关的办案规定并没有对强制医疗经费作出规定,其他政府部门的相关措施也未跟进,导致被强制医疗人的治疗没有保障。
 
  另一方面,解除强制医疗也很难启动。在当前采取的法院依职权主动解除和依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两种模式的操作过程中,被强制医疗人因人身自由受限难以申请,其近亲属一般有较强的恐惧心理故不愿意申请解除。而法院由于没有直接监管而鲜有依职权解除,更多的是被强制医疗机构出具评估意见后向法院申请解除。
 
  方向:《办法》内容还需细化
 
  “仔细研读了一下《办法》的内容,我觉得,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但也有些实际问题却未提及。”刘世利说。
 
  对于《办法》还可在哪些方面逐步细化的问题,刘世利表示,首先,应合理扩建强制医疗机构,保证每个省级行政区拥有一家以上安康医院,承担起不负刑事责任能力患者的强制医疗工作,确保被强制医疗人的治疗。
 
  其次,明确执行主体职责范围。明确对实施严重暴力、未经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应由公安机关送交医疗机构执行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在此期间,公安机关必须与收治医院共同担负起对其的看护、医治等职责。
 
  建立强制医疗法医精神病学鉴定制度。建议在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两级强制医疗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专业委员会,建立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人人才库,专门负责对拟进行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拟解除强制医疗的人进行法医精神病学鉴定。
 
  另外,还应保障强制医疗费用。实践中大多地方都是靠落实医疗保险政策、相关部门协调资金等渠道维持救治,但不能完全保障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故应由国家财政和被强制医疗的人员及其家属按比例负担医疗费为基础,同时设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救助金,切实解决公安机关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法院决定强制医疗、无家可归流浪精神病人在强制医疗中医保、低保、民政救助所解决不了的资金缺口问题。
 
  声音:这是法治社会的期待
 
  为了能更好地消除“被精神病”和“假精神病”现象,《办法》对强制医疗执行活动还做出如下规定。
 
  《办法》规定,对强制医疗所的监督,可以采取派驻检察或者巡回检察两种方式。检察时检察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其中至少一人应当为检察官。这要求检察机关应确保派驻或巡回的检察人员保持高度的警觉性,不要走过场。条件允许,尽量两名以上检察官一同检察。
 
  《办法》规定,在交付执行检察过程中要与有关人员谈话;在医疗监管活动检察过程中要与强制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要与被强制医疗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谈话,了解有关情况;在解除强制医疗活动检察过程中,与被解除强制医疗的人进行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在受理控告、举报和申诉过程中,在解除强制医疗活动检察过程中与要求约见的被强制医疗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谈话,听取情况反映。
 
  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思宁表示,《办法》规定了强制医疗执行检察职责由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负责,赋予检察院对强制医疗所的强制医疗执行活动实行派驻检察或者巡回检察的权力,不仅如此,还对受政府指定临时履行强制医疗职能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实行巡回检察的责任。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强制医疗执行活动依法进行,最大限度地杜绝“被精神病”和“假精神病”事件的发生。
 
  张思宁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办法》具有双重意义,不仅可以减少“被精神病”和“假精神病”的出现,还能保证国家法律法规在强制医疗执行活动中正确实施,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只有接地气的法律才是最有效力的法律,法律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同时,更好地肩负了社会责任,这正是法治社会所期待的。
 
记者 邵小桐 刘芷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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